编者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至一个行业的灵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矿业开发如影随形，创造了丰厚而灿烂的矿业文化，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手，成为中华文明史璀灿、辉煌、夺目的篇章。
本文作者赵腊平为中国矿业报社副社长、总编辑、高级记者，是一名中国行业媒体资深记者、作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一旦成立，便于矿业结下不解之缘。矿山，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肇始地，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支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红色，成为现代中国矿业最鲜明、最亮丽的色彩。国庆来临之际，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果，我们推出长篇报道《我国矿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探析》，向我们的共和国致敬。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来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把文化建设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矿业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一，研究并推进矿业文化建设，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矿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矿业文化，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识
《易经·贲卦》中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治国家者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同时要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这实际上就是文化。
在中国古代的先哲们看来，用精神、伦理、礼仪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影响甚至改变别人的思想 ，形成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文化。
现代文化学者认为，文化可以从广义与狭义理解：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行为、社会关系、精神、艺术、风俗、习惯等。从狭义上说，文化则专指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推广。
我们认为，不管文化包括多少内容，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形态，即看得见的物质形态（物态文化、符号）和看不见的精神形态（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英雄、礼仪和价值观等）。而物质财富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物化的精神财富”。文化的这两种形态是可以转化的。物质财富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基础，精神财富的传播与传承需要物质的载体或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既是物质财富，是硬实力；又是精神财富，是软实力。当它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或信仰时，它是精神财富，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财富，是硬实力。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那么，文化就是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独特气质，独特风骨，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铸着文化的力量；一个民族前进的每一行足印，都闪耀着文化的光芒。
（二）矿业文化的层次
矿业文化，是人类在开发矿业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矿山、机器设备、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与矿业有关的艺术、知识、观念、精神等等。
我们引用文化的“四层次”说，将矿业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如矿山，矿区遗址，矿工服（帽），矿山博物馆，先进设备，智能化矿山；制度文化层：如“鞍钢宪法”，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矿长下井制度，《加强职工文化生活的决定》；行为文化层：如敬业守纪，勤俭节约，患难与共，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精神（心态）文化层：如“两山论”，以国家利益为重，铁人精神，独立思考。
矿业文化产生于矿业开发实践，慢慢成为矿业行业一种特有的精神，形成一种价值观甚至信仰，如地勘行业的“三光荣‘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反过来，矿业文化会潜移默化影响着矿业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最终成为矿业行业独有的标识、素质和气质。
（三）矿业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直接推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矿业是人类以矿产资源为劳动对象的基础产业。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矿业的不断发展，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史学家们正是根据人类在某一阶段发现、开发、利用的主要矿产资源种类作为文明发展阶段的命名的。
从远古的原始文明到今天的现代文明，人类依次经历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石油时代、硅时代、碳时代。而从能源矿产的角度看，则度过了漫长的薪柴时代、矿物能源时代（煤炭、石油、电力等），一直延续到当今的新能源时代。
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历史。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与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凝聚并浓缩着丰富多彩的矿业文化，反过来，矿业文化又推动了矿业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
二、中国矿业文化的深厚渊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与管理矿产资源的国家。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从诞生时起，就与矿产开发利用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创造并积累了辉煌灿烂的矿业文化。
（一）长期领先的中国古代矿业文明
从远古时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止，是我国古代矿业萌芽、成长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古老而原始的矿业开发活动。也正是在发现矿产、认识矿产与开发利用矿产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石器文化、玉石文化、陶瓷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冶文化等，使我国的矿业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也使矿业文化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
石器时代：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鉴于红山文明在距今5300～5000年左右就已正式形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兴隆洼文化玉器（内蒙古敖汉旗）又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考古发现，兴隆洼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
陶器时代：1836年，丹麦考古学家者C. J. 汤姆森提出“三时代系统”，就是把“史前史”分为三个时代：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从而奠定了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学者陈明远等认为，与别的民族不同，中国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还存在过一个以陶器工艺和农耕畜牧业为代表的历史发展阶段，即“陶器时代”，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或称“前文明阶段”。中华文明早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出现过一个“陶器时代”，这是在我国早期矿业文明中的一个令人骄傲的发现。
青铜器时代：中国是世界上青铜器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发现于中国的陕西姜寨遗址；我国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在青铜器时代，中国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1500多年的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铁器时代：铁器时代（The Iron Age）是指人们开始使用铁来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时代。在“三代法”中处于最后的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
西周晚期，我国已有人工冶炼的铁器，进入铁铜石并用的时代。春秋时候铁农具开始出现；战国时，铁农具使用范围迅速扩大。秦汉时期完全进入铁器时代。中国冶铁业出现的时间虽晚于西亚和欧洲等地，但发展迅速，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令人遗憾的是，以后，由于漫长的封建统治等种种原因，中国在石油时代、硅时代，在矿业文明的发展上落后了。
（二）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矿业文明
近代以来，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个时期，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没落，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为了兴办洋务和北洋水师，制造枪炮、战舰和机器以适应防务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从国外进口大量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一方面开始筹划发展近代矿业，如张之洞在武汉开设炼钢厂。
19世纪90年代末，帝国主义者在华开办了许多较大规模的煤矿，外资煤矿产量占到了全国煤矿产量的83.2%，其它一些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大矿先后为侵略者控制。比如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各种方式侵占中国的矿产资源。
进入20世纪，机械开采使煤炭产量有所上升，但绝大部分的产量掌握在外国势力手中，铁矿受外国势力侵略程度比煤矿更甚。
在旧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对矿产开采采取易货偿债政策，几乎完全听从外国势力的摆布，钨、锑、锡等战略矿产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又因“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矿业举步维艰。
从地质工作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当时全国仅有地质专业人员约300人，钻机数十台，进行过不同程度地质工作的矿产有煤、铁、锰、石油、天然气等20多种，探明储量的矿产仅两种。
从矿产开发情况看，开发利用的铁矿山有40多处。有色金属方面，1908年和1918年在江西南部先后发现了西华山钨矿和大吉山钨矿，并很快投入开发，云南个旧锡矿开始较大规模的开采。在贵金属方面，除炼铅锌矿提取银外，一些地区也开采金矿。
民国时期，全国主要矿产品产量为：原煤仅3243万吨，原油12万吨，天然气0.07亿立方米，铁矿石59万吨，黄金4.073吨，十种有色金属1.3万吨，原盐298.5万吨，磷矿石1.3万吨。化肥0.6万吨，硫酸4.0万吨，水泥66.5万吨，平板玻璃91.2万重量箱。全国矿业产值约18亿元。
（三）艰难探索中的一抹亮色
当然，在这时期，中国革命先行者和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探索矿业实业救国的道路，为以后的矿业开发积累了不少珍贵的资料与有益的经验。
鲁迅先生等的“一论一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期。1903年，鲁迅《浙江潮》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在此基础上，鲁迅和他矿路学堂的同学顾琅合著完成《中国矿产志》，这就是“一论一志”。
《中国地质略论》近万字，分为绪言、外人之地质调查者、地质之分布、地质上之发育、世界第一石炭（石炭，即煤炭）国五个部分。论著使用了地质、地层、地壳、猿人等今天地学领域通用的词汇，最早使用了石墨、石灰、花岗、石炭（即煤炭）等岩石类术语，大量使用太古代、古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第四纪等中文地质年代名称。堪称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启蒙之作。
《中国矿产志》是在《中国地质略论》基础上形成的著作，展示了中国18个省份的矿产资源及地理分布，且附录、翻译了日本人调查的《中国矿产全图》，并罗列《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
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曾评价鲁迅是第一位撰写讲解中国地质文章的学者，“一论一志”是“中国地质工作史中开天辟地的第一章”。
孙中山先生描绘矿业开发蓝图： 孙中山先生在他亲自撰写的《建国方略》之二中明确指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他进而阐明，“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之主要物，故其采取之目的，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之用”。
对于如何开发中国的矿产，孙中山设想：“沿海岸、河岸各矿，交通既便，宜先开采，内地次之”；在资金上既借外资，又要降低成本，“除摊派借用外资之利息外，其次当为矿工增加工资，又其次当使煤价低落，便利人民”；搞规划，先为炼钢建煤矿，统筹兼顾其他，“当煤矿开采之始，除为钢铁工厂使用外，开始计划当以产出二万万吨备为他项事业之用”；兴建运煤大通道。比如，在唐山建北方大港，为山西煤炭建造出海口；等等。
我们还要看到，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由于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为代表的地质先辈，面对民族危难，牢记自己职责，献身国家的地质事业，完成了大量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提交了甘肃北部靖远、景泰煤田等一大批矿产报告，推动中国的地质工作从无到有，在曲折与磨难中前进发展，为新中国迅速开展的地质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包括甘肃的玉门油田、四川的嘉阳煤矿也为抗日提供了急需的能源。